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涉及诸多方面。学界已从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继承并发展以往史学理论的成果、借鉴中国近现代史学在有关问题上的经验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其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深入总结。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更为宝贵也更为根本的垂鉴，应当是正确处理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及现实实践的关系。由此，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当自觉处理好这三个关系。

　　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 

　　这里的“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精华部分，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优秀成果。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处理好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

　　中国传统史学有助于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弥补近现代以来中国史学存在的片面与不足。近现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革命”对中国古代史学予以激烈批判，对后世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近现代史学中的价值、地位与分量逐渐降低的同时还发生了嬗变，致使当代中国史学出现了“古今难通，中外隔膜”（廉敏：《古今比较对于史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对当前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思考》，《晋阳学刊》2019年第5期）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多年来深陷困境，与这一影响的制约不无关系。不过，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还告诉我们，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因此，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澄清有关误解、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是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树立主体意识的一个有力支持。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国传统史学记录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物、事迹和思想，是中华民族关于自身的宝贵历史记忆。中国传统史学承载着中华民族认识历史、记录历史、借鉴历史的方式与方法，无形中塑造出了适应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及精神世界的历史思维。中国传统史学在逐渐具备独立品格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与其他学术门类如经学、文学、治道等之间的血脉联系，成为中华民族学术体系的有机成分。中国传统史学还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精神来源。经过数千年的锤炼与考验，中国传统史学有着鲜明强健的主体意识，对于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而言，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

　　中国传统史学有助于引导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尊重、保护并延续自己的历史根脉。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孕育的一块精神瑰宝，闪烁着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既是人类社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史学深远发达的根系。尽管清末民国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被侵略、受压迫的屈辱历程，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也随之受到严峻的挑战与激烈的攻击，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勇敢面对这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过程中，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底蕴、底气与脊梁。梁启超虽然积极倡导“新史学”，但他首先承认并肯定中国旧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卓越成就，其“新史学”亦以旧史学为根底而对旧史学有所改造。应该说，被近现代史学抛弃的，仅仅是中国古代史学中腐朽落后的部分，而非中国古代史学的全部，更非富有生命力、具体而生动的中国传统史学。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史学理应充分尊重、自觉养护这一珍贵的文化命脉。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我们需要学会古为今用。当然，不能拿来就用。我们仍然需要坚持批判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态度与目光，仍然需要继承近现代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合理批判，仍然需要坚持发展的历史观。

与外国史学的关系 

　　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处理好与外国史学的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这里的“世界历史”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大工业诞生以来，“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部环境、客观环境，而外国史学是这一环境的内在组成部分。

　　从外国史学的维度考量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来自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客观垂鉴。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开启，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开眼看世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即命人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魏源又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并明确表示此书区别于以往的“海图之书”：“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海国图志》，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这些都是中国史学顺应并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贡献。直至目前，我们仍然身处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睁眼看世界。外国史学，尤其是外国史学的最新进展，始终应当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

　　从外国史学的维度考量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思想认识保持开放、避免僵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古代历史证明，社会历史的进步与思想认识的解放相辅相成。与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阶段性发展相应的，是诸子百家之间的思想争鸣；而与明清社会走向没落趋势相应的，是程朱理学的日益僵化。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也体现出同样的规律。魏源之所以能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积极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的深刻影响，正是其结合中国传统的危机意识、致用思想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结果。学习、借鉴外国史学的先进成果，自近代以来便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新的传统。因此，我们应当努力继承并发扬这样的传统，继续服务于中国史学的建设。

　　从外国史学的维度考量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现实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自清末以来已是大势所趋，但是不同时期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也有所不同。在新时代，不仅世界历史的发展仍在深入，人类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深入，中国史学的自主性意识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对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交流沟通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中国史学需要正视自己，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需要认识他人，在深入认识他人的基础上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中国史学不仅需要继续向外国史学学习，而且需要学会自尊、有效地向外国史学表达自己。因此，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具有外国史学的考量维度。

　　总而言之，外国史学，尤其是外国近现代史学，是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参照。强调与外国史学的关系，不能失去中国立场。否则，“不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就可能流为一句空话，向外学习时就可能迷失自我。

与现实实践的关系 

　　如果说前述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关系都属于理论维度，那么，从现实实践的维度考量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必不可少的。现实实践是中国史学的最终评价标准。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经世致用始终是一个客观、坚韧的思想传统。早在殷周时代，人们就非常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借鉴意义，提出了“殷鉴”（《诗·大雅·荡》）的概念。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嘉许学生“告诸往而知来者”，也是对史学以古鉴今作用的肯定。而孔子所修《春秋》，不仅产生了“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的社会效应，更被历代视为史学经世的典范。直至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也明确表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注·内篇五·浙东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可以说，如果没有现实关怀，就不可能产生辉煌的中国传统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学也以现实问题为其突出关切。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声即以鲜明的经世精神为治学特征。鸦片战争前后，封建史学分化出一支相对进步的史学，这支史学以摒弃考据、主张经世为风气，以当代史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外国史地研究为代表，以改革、反侵略、开眼看世界为呼吁主题，体现出强烈的、救亡图强的爱国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呼声日起，史学上即有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与之相呼应。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一大批共产党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学证明，要真正激发中国史学的活力、实现中国史学的真正价值、推动中国史学取得丰硕成果，必须将中国史学与现实实践有机结合。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致用思想导致自身沦为政治工具；有人将史学的致用精神与求真精神对立起来，鼓吹“为学问而学问”；等等。这些认识是片面的。历史表明，中国历史及中国史学的进步离不开中国史学的实践精神。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与西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精神上的融合与贯通，也说明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包含真理的内核。当前，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如此深刻而又现实，需要汇集中华民族的所有智慧，方能有望突破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福祉。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史学非但不能缺位，还要勇敢担负时代大任。因此，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史学必须具备现实品格。

　　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备现实品格，树立这样的信念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中国史学应如何具备与现实实践有机结合的能力。在前所未有的现实实践面前，中国史学如何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在社会分工日益精密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史学如何突破日益精细的分工壁垒……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前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融会贯通、中国与外国的深度交流，既是老问题，也是新课题。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不能消极以待甚或原地不动，也不能无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而盲目冲动。只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获得不断成长、稳定前行、造福人民、有益于世界的源泉和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22VL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